父亲遗留的传家宝

2003年，刚满60岁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得重病去世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精心保管的包袱。

父亲的一生，勤劳也贫苦，当过大队会计，到城里打过工、摆过摊，在我考上大学前，我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家里穷的时候，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即便到了父亲过世的时候，家里也只能算解决了温饱。我们知道，这包袱里绝不会是什么金银财宝。即使如此，大家心里仍是怀有希冀的：期盼这个“传家宝”价值不菲……

包袱一层一层被打开，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两张泛黄的纸张出现了，原来是两张《喜报》。1983年、1984年，我在大学里被表彰为“创三好积极分子”和“三好学生”，这两张喜报是学校寄给他的，没想到父亲一直珍藏着。我激动万分，不由得泪流满面，父亲视若珍宝的东西原来是我为他争得的荣誉。

这两张《喜报》，是父亲一辈子“望子成龙”得到的回报，是他最珍视的荣誉，是他最想留给家人的“传家宝”。

三代人的“高考梦”

高考，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梦想，也是全家人的希望，它更承载了父亲这个没能参加高考的人的“高考梦”。

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以10多分的差距无缘升学。父亲表面平静，但在得到消息的漆黑深夜，我分明听到了父亲的叹气。“儿子，你的梦想，也是爸爸的心愿，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都再努力一次。”父亲坚决的语气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鼓舞。父亲再次开启了起早贪黑、勤勤恳恳在地里“刨钱”的日子，而我也丝毫不敢懈怠。1982年，终于如愿以偿，17岁的我，终于拿到了以后可以当“国家干部”、吃“国家粮”的“门票”，成为恢复高考以来全乡屈指可数的大学生之一。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我记得父亲喜极而泣，第二天一早便到城里花了巨款——120块钱为我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

一心想跳“农门”的我不愿再因当老师而回农村，在高考志愿中，我没有选择一个师范院校。在等待重庆电力中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时，县招办突然征求家里的意见，愿不愿意读自贡师范高师班。自贡师范学校当时是中专学校，但其办的高师班则是大专，我若同意读就是大学生了。“大学生、免学费、有生活补助”，加之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前当过私塾老师，舅舅、舅妈当时也是大学老师，都深受家乡十里八弯乡亲们的羡慕和敬重，父亲毫不犹豫地替我做出了决定——读高师班。也正是父亲当年的决定，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和命运。

而多年以后，当自己也成为父亲，面对儿子的高考，更加体会到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当自己拿到儿子的录取通知书时，当年父亲拿到我的录取通知书时的情景也历历在目，我也再次拿出两张泛黄的《喜报》，和儿子一起分享那时的喜悲。

为了父亲的遗愿

1985年我大学毕业时作为“第三梯队”(现称“选调生”)分配到街道办事处工作。2002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37岁的我已成长为一名副处级领导干部。而父亲留下的两张《喜报》则成为一直鞭策我、激励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动力。

2012年，我有幸任四川省档案学校校长以来，对父亲当年的决定、对从事教育工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学校里有很多来自农村家庭的娃娃，家里比较贫困，我从学校里的娃娃和他们的父母身上强烈的感受到了农村家庭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年轻时我不愿意当老师，而现在的我非常感谢父亲当时的决定，让我读了师范，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很多和我当年一样的农村娃娃，特别是来自凉山的娃娃去实现梦想。

为了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竭尽所能，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爱心奉献给教育事业，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教育理想，躬耕实践，不断向父亲报喜。